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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我們長大的《上下五千年》,原來出自民進人之手
2019年8月19日
    

  原來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成長的《上下五千年》,是出自民進老一輩之手。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曾在《民主》雜志為我們講過這樣一段故事——

  巨匠與先驅

  自2007年底到民進中央工作開始,我就有意識地學習民進的歷史,學習那些民進創始人的精神風骨。林漢達就是我首選的努力走進的人物之一。

林漢達1921年在杭州之江大學求學時的照片。

  首選林漢達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在大學期間曾經讀過他的《向傳統教育挑戰》一書,兒子出生以后又經常讀他的《上下五千年》和《中國歷史故事》。在中國,或許人們不一定知道林漢達這個名字,但一般不會不知道《上下五千年》和《中國歷史故事》,因為,這是影響了中國數以億計的幾代人的兒童讀物,發行量早已經突破了1000萬冊。

  兼任民進中央秘書長以后,我曾經和民進中央組織部的同志去看望林漢達的兒媳謝文漪女士。出于對民進的信任,她于2011年1月、2012年2月和3月,先后三次向民進中央捐贈了有關林漢達先生的一些非常珍貴的文物,如在美國留學時獲得的金鑰匙獎、訪問西藏時達賴贈送的勞力士表、毛澤東主席1951年接見民主黨派代表人士的合影、林漢達先生文字改革方面著述的手稿、工具用書、王羲之書法拓片及林先生自己的臨帖與刺繡、國民黨追捕他的通緝令剪報以及《我的自傳》手稿等。她還代表亡夫林文虎先生向民進中央捐贈了清婁東畫派畫家王鑒的幾幅作品。同時她更主動提出,把林漢達先生著作的版權收益權捐贈給民進中央。

  我知道,如果林漢達先生在世,他也會這么做。早在1956年,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全國人大代表的林漢達在回鄉視察農村教育時,就為家鄉學校捐贈了當時堪稱為巨款的1200元,資助學校購買圖書、開展文體活動。通過這些文物與謝女士講述的關于林漢達的故事,我更近距離地走進了這位民進前輩,感受他的驚人才華與人格魅力。這里僅就幾個小小的側面,寫下我心中的林漢達先生,與讀者朋友分享。

  為中國孩子講故事——大才做小事

  1900年,林漢達出生在浙江寧波鄉村的一個農民家庭。家境貧寒的他8歲就寄讀在離家五里地的地主家,為地主掃院子、抱孩子、打雜差,作為他的學膳費。13歲時父親準備把他送到慈溪一家米鋪當學徒,信仰基督教的遠房姑媽念他聰穎好學,資助他去了教會學校繼續上學。他十分珍惜這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手不釋卷,晨誦暮省。自此,勤奮、節儉、求學,成為他一生的關鍵詞。他一心向學,從中國讀到美國。據說他僅帶300元美金到美國留學,以演講收入勤工儉學,博士學成回國時,還凈余美金500元。

  解放后,林漢達歷任燕京大學教授、教務長,中央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全國掃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長,《中國語文》雜志副總編輯、總編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等職務,普及教育與語言文字改革是他的主要職責之一。

  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林漢達先后編寫出版了《東周列國故事新編》《春秋故事》《戰國故事》《春秋五霸》《西漢故事》《東漢故事》《前后漢故事新編》《三國故事新編》等大量通俗歷史故事讀物。加上他生前未及完稿、由曹余章續完的 《上下五千年》,可謂著作等身。

  在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東周列國故事新編》的序言中,林漢達說:“我喜歡學習現代口語,同時又喜歡中國歷史,就不自量力,打算把古史中很有價值的又有趣味的故事寫成通俗讀物……我當初寫中國歷史故事的動機只是想借著這些歷史故事來嘗試通俗語文的寫作,換句話說,是從研究語文出發的。”

  身居高位、學至大家的林漢達致力于把用艱深的文言文記錄的中國歷史,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表達出來,他投入大量精力來做這樣的“小事”,不僅造福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也為歷史知識的啟蒙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兒童文學作家任溶溶曾經說:“林漢達的歷史故事不僅可以讓讀者津津有味地讀到我們祖國的歷史,而且文字規范,對我們學語文、學作文都大有好處。”歷史知識是愛國教育的基礎與前提。這些中國歷史故事已經成為我國兒童讀物的一座豐碑,至今仍廣為流傳,幾乎無人企及。

  2014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林漢達精品叢書》,其中收錄了林漢達編寫的一百多個春秋故事、戰國故事、西漢故事、東漢故事、三國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林漢達為孩子講中國故事的能力,所有的故事,都用一個淺顯明了的四字標題,如“千金一笑”、“一鼓作氣”、“放虎回山”、“起死回生”等表達,不僅文字規范,而且生動有趣。如果先生在世,去百家講壇講中國歷史,恐怕會遠比現在流行的一些講座更加精彩。

  向傳統教育開戰——教師如戰士

  林漢達一生與教育有緣。

  1915年,他轉學入讀寧波崇信中學高小班。畢業后就擔任了觀海衛約翰小學的助教。也就是說,十五六歲小學畢業的林漢達,就已經開始擔任小學教師了。17歲入讀崇信中學,畢業后又在上虞、寧波任教,擔任了幾年的中學老師。一直到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今浙江大學),1924年大學畢業后,他又回到家鄉,擔任了寧波四明中學教師。

  1937年,林漢達赴美國留學,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研究生院民眾教育系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民眾教育的發展與中國文字改革的關系》,在論文中提出要利用拉丁化新文字作為掃除文盲的工具。回國后在華東大學擔任教育系主任,教務長、教育學院院長等職。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先后擔任了燕京大學、教育部等單位的領導職務。可以說,他的一生是與教育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林漢達是中西貫通的學者,對于中國教育的傳統和西方教育的發展了然于胸。1941年,他的教育理論代表作《向傳統教育挑戰》正式出版,一方面有批判地引進西方的教育學說,一方面向中國的傳統教育提出鮮明的挑戰。在這本書中,林漢達對傳統教育的“鑲金嵌玉的鋤頭”,“小和尚念經”,“填鴨教育與放任主義”,“龍生龍,鳳生鳳,賊養兒子掘壁洞”,“鐵杵磨成繡花針”等觀點與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

  這本書在當時的確是一部“破天荒”的著作,林漢達用“幽默的態度,生動的筆調,深刻的見解與透徹的討論”,既批評了傳統教育的弊端,又系統介紹了學習心理學的理論,是一部有破有立、簡明扼要的教育心理學普及讀本。出版以后受到學界與社會的廣泛好評,一再重印再版。

  1987年,上海書店重版該書時,劉佛年先生曾經為其撰寫了重版序言,序言中說:“將近半個世紀前的書現在又重新印行,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除非是極有價值的著作。”幾年前,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吳法源先生主持的大夏書系想重新出版這本書,托我詢問版權的事宜,也是看到了這本書的價值。

  2014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將其重新出版,相信會有很多讀者得以一睹為快。當然,70多年來,教育心理學取得了許多新的進展,尤其是認知心理學、生物科學與腦科學的發展,皮亞杰、維果茨基、埃里克森等學者新的研究成果,使教育心理學的學科內容更加豐富多彩,但林漢達先生教育上的遠見、做學問的方法,如主張用整體、聯系、動態的觀點和方法代替片面、孤立、靜止的觀點和方法等等,在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用北京話翻譯名著——學者亦學童

  林漢達不僅是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翻譯家。據說在中學時,他每天早晨5:30就起床,面對滔滔甬江朗讀兩個小時的英文,參加全國大學生英語演講比賽時曾經得到第一名的好成績。

  大學畢業以后,他擔任過一段時間的英語老師。幾年以后,28歲的他進入上海的世界書局,歷任英文編輯、編輯部主任、出版部主任。此間,他編寫出版了一大批關于英語研究、英語教材、英語詞典、英語翻譯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標準英語課本》。

  20世紀30年代,由開明書店出版、林語堂編的《開明英語課本》,風行一時。其后,世界書局出版了林漢達編的《標準英語課本》,隱隱有后來居上之勢。但是,一場林語堂控告林漢達的課本抄襲、林漢達反訴林語堂誣陷的官司,由兩人所在的開明書店與世界書局對薄公堂。一方是業內三大巨頭的大書局和涉世未深的青年林漢達,一方是事業剛有起色的小公司和聞名遐邇的學者林語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官司持續了半年,打得天昏地暗。所幸,對于足夠堅韌的船帆而言,風暴再大,只是提供前進的動力。最終雙方當事人都從此事獲益:林語堂主編的課本因為官司得到宣傳,銷量大增;林漢達則因為官司期間,時任南京教育部的次長朱經農的一句:“人家是博士,你是什么?一個大學畢業生竟敢頂撞林博士!”受到刺激,只身遠赴美國留學,只用了兩年半就先后拿到了碩士和博士學位,而且得到了金鑰匙獎。據說,當時金鑰匙獎還只有費孝通和他兩人拿過。

  在中國民主促進會,有兩位學者堪稱語言大師,一位是葉圣陶先生,據說當時中央政府的許多文件的語言文字,都是請葉老親自把關的。一位就是林漢達先生,不僅是因為他在教育部負責語言文字的工作,寫過許多膾炙人口的讀物,也因為他能把晦澀難懂的英文,翻譯成為通俗流暢的白話文。

  《林漢達精品叢書》中的《大衛?科波菲爾》一書,是林漢達先生的翻譯作品。我在民進中央見過這本書的手稿,感覺特別親切。該書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作家23種著作中最心愛的一部。這也是一部別具特色的譯著:原著有40余萬字,為了讓普通讀者能夠欣賞原著的精華,林漢達沒有用直譯,也沒有意譯,而是用“素譯”的辦法進行了嘗試。著名語言學家陸志偉先生在為譯著寫的序言中高度評價了這種譯法是“為忙人著想”。顯然這也是為了讓更多如少年林漢達一般的窮孩子們能夠讀到這本寫窮孩子的好書。作為語言學家的譯著,這本書還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即用北京話翻譯。為此,滿口寧波話的林漢達先生專門做筆記大量收集北京話的詞兒,像孩童一樣不斷請教生長在北京的朋友。他這種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實為后人之楷模。

  可嘆的是,最終先生竟因英文而離開了我們——1972年7月初,還在牛棚勞動改造的他,接受了周恩來總理委托審校《國際主義還是俄羅斯化》一書的任務。這位年過古稀的老人知道毛主席在等著看這本書,便夜以繼日地伏案工作,認真校改,每天工作長達十六七個小時之久,7月24 日深夜終于完成了這項任務。這是他最后的絕筆。7 月26日凌晨3:30,因心臟病發作搶救無效,林漢達先生與世長辭。

  為民主事業鼓與呼——“販子”是赤子

  林漢達不僅是著名的學者,也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創始人之一。他熱情似火,以生命燃燒,一心焚毀不平,為他人帶去溫暖。

  抗日戰爭勝利后,上海反內戰的民主運動風起云涌。林漢達也積極投身到其中,幾乎每天都要在各大學、中學、工廠等演講。他的演講尖銳潑辣,生動深刻,具有很強的鼓動性,被國民黨嫉恨為“青年販子”。1945年5月30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地下黨的支持下,林漢達和馬敘倫、王紹鏊等發起正式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次年6月23日,上海人民舉行反內戰游行活動,林漢達、王紹鏊、陶行知三人被推選為大會執行主席。在上海北火車站廣場舉行的歡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請愿的大會上,林漢達再次進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講。

  “中國人民沒有人愿意打內戰。中國的主權屬于全國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當政,而是仆人當政。我們要恢復主人的權力。我們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們不能讓仆人把主權送給外國人。現在,我們的代表到南京請愿,假如不成功,我們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們步行去,非達到目的不可!”林漢達的話擲地有聲,全場群眾為之振奮,響應著他的倡議,齊聲有節奏地高呼:“去!去!去!我們步行去!”

  第二天,上海警方就發出了通緝林漢達的消息。在地下黨的營救下,林漢達戴上斗笠,化裝成漁翁,從大連經朝鮮到達東北解放區。緊接著他擔任遼北教育廳廳長,在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他夜以繼日地編寫掃盲教材,深入基層指導青年教師,為解放區的教育事業竭盡全力。

  1949年6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開幕,林漢達與馬敘倫、王紹鏊、許廣平作為民進代表參加了籌備會議,并且與雷潔瓊一起承擔了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工作。9月21日,他作為民進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957年5月,林漢達為響應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把在上海、寧波等地視察教育工作時發現的問題,寫成了考察報告。在報告中他向中央建議,全黨要重視教育,要提高中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要重視師資力量的培訓和提高等。同時指出,全國掃盲工作計劃有冒進浮躁、不切實際之處。因此,林漢達次年即被劃為“右派分子”,入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改造學習。此后,林漢達一直處境坎坷,但他仍然孜孜不倦于讀書寫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1年,在林漢達的兒媳謝文漪女士捐贈給民進中央的珍貴文物中,還有林漢達先生一直收藏的當年刊登通緝令的報紙。睹物思人,回想起先生跌宕的一生,讓人感慨萬千。

  生命如同琴弦,哪怕被時代之琴所限,林漢達先生已經付出全部努力,奏響了最美的樂音。他的著述非常豐富,在教育方面,還有《西洋教育史講話》《一個辦農民文化學習班的報告》等;在文字改革方面,還有《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國語文的整理與發展》《國語拼音課本》《新文字手冊》等18余種,翻譯作品還有《黑人成功傳》《窮兒苦狗記》《新伊索寓言》等10余種,以及大量的英語教材、教育論文和翻譯文章。

  林漢達先生一生一心向學,卻不求陽春白雪的學問,只盼如何讓更多勞苦大眾受益,其作如人,被廣泛認可。由于工作的關系,我有幸讀到林漢達先生的大量未發表的手稿,希望能夠有學者和機構繼續研讀整理這些珍貴的文字,有出版社繼續出版他的著作,讓更多的讀者能夠聆聽巨匠的心聲,領略先驅的風采。能夠在文字中與先生進行一次心靈對話,對靜心明目增智,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本文來源:開明視點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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